第19章 新人

一九八二年一月，省城。

贺知年拎着行李袋站在省经委大楼门口。

六层的灰色苏式建筑，门口两棵雪松，传达室的玻璃擦得透亮。跟黄泥乡那块歪歪斜斜的木牌子比，这里像另一个世界。

他在传达室登了记，报了名字和科室。传达室的老师傅翻了翻花名册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
“综合规划处？你是新调来的贺知年？”

“是。”

老师傅上下打量了他两秒——太年轻了。这栋楼里最年轻的科员也二十七八了，眼前这个看着最多二十出头。

“三楼左拐到头，找马处长报到。”

贺知年上了楼。走廊很长，水磨石地面，两边是一排木门，门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。他一间一间看过去——计划处、基建处、物资处、综合规划处。

综合规划处的门半开着，里面传来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音。

他敲了敲门。

“进。”

办公室不大，西张桌子对面摆，坐了三个人。靠窗的位置空着，桌上连灰都没有——给他留的。

迎面坐着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，头发花白，黑框眼镜，正在翻文件。马处长。

马处长抬起头，目光在贺知年脸上停了两秒，又落到他手里的行李袋和那双走变形的旧皮鞋上。

“贺知年？”

“是。综合规划处，来报到。”

“坐。”马处长指了指靠窗的空桌，低头继续翻文件，“东西放下，先熟悉环境。”

贺知年把行李袋搁在桌脚，坐下来。

对面两张桌子的人都在看他。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姓陆，科员，戴眼镜，面前堆着半人高的文件；一个西十来岁的女同志，姓王，也是科员，手里拨着算盘，珠子响了半天不响了——她在看贺知年。

贺知年朝两人点头：“你好，我是贺知年，新来的。”

陆科员推了推眼镜：“欢迎。首都大学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经济系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去年七月毕业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陆科员的眉毛挑了一下。半年。首都大学毕业，分到乡镇，半年后调省经委。他在这栋楼干了六年才从副科熬到正科，中间还靠了一篇省级获奖论文。

“厉害。”他说了两个字，低头继续看文件。但翻了两页又抬头看了一眼。

王科员没说话，算盘珠子重新噼里啪啦响起来，节奏快了不少。

——

中午食堂，贺知年端着搪瓷饭盆找了个角落坐下。

他是新面孔，好几双眼睛扫过来。刚坐下没两分钟，旁边凑过来一个人。三十出头，圆脸，笑嘻嘻的，端着饭盆挨着坐了。

“你就是那个从乡镇调上来的贺知年？”

“是。你是？”

“基建处的，付志国。”圆脸夹了一块红烧肉，“你那个苹果加工的事我看报纸了。省报第三版，写得不错。”

“记者写的，跟我没关系。”

“别谦虚。”付志国压低声音，嘴角带笑，“整栋楼都在传呢——乡镇来的，半年就调省里，背景一定不简单。有人说你是副省长的亲戚，有人说你家里有人在京城。到底什么来头？”

贺知年夹了一口菜，嚼完了才说：“首都大学毕业生，分到乡镇的普通干部。”

“得了吧，普通干部能半年到省经委？”

“工作需要。”

付志国看他不像开玩笑，又不像藏着掖着，就是一副“爱信不信”的样子。琢磨了两秒，笑了笑：“行，你有意思。改天一块儿喝酒。”

端着饭盆走了。

贺知年继续吃饭。

——传就让他们传。背景这东西，越说不清楚越好。你说有，别人忌惮。你说没有，别人不信。你不说，所有人自己脑补，脑补出来的比真的厉害十倍。

上辈子在体制内二十年，他见过太多人吃亏在“急于解释”上。越解释越心虚，越心虚越起疑。不如什么都不说，活干好，让所有人自己去猜。

——

下午两点，马处长把贺知年叫到桌前。

“小贺，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。省报的报道看了，孙处长带回来的那份建议书也翻了。”

贺知年站得规矩：“马处长指教。”

“建议书写得不错，框架成熟。但到了省经委，不能只盯着苹果。综合规划处管的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大盘子，你得把视野打开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马处长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给他。

“你的第一个任务。”

贺知年接过来拆开。

是一份沿海特区“三来一补”企业的调研任务书。南边几个特区刚划定不久，港台那边的代工厂像下饺子一样往里挤——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件装配、补偿贸易，各种模式遍地开花。

马处长靠在椅背上：“上面有精神，咱们这种内陆省份不能光看着。得去实地考察一下人家怎么搞合资、怎么接加工订单。看能不能利用咱们这边的廉价劳动力优势，从人家指缝里抠点初级加工的单子回来。你和老陆搭档去摸摸底，回来写一份调研报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