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清子,这可咋办?”王秀芬看着那堆挑出来的羽梗,脸都绿了,手指绞着衣角,“充进去扎人,像针毡似的,扔了又可惜......”
何清盯着那堆灰白色的梗子,忽然想起老李那张“省调物资”的条子,系统里能买鸭绒,但得有个“供销社调拨”的幌子,不然没法解释来源。
“明天……”何清说,声音有点哑,是被蒸汽熏的,“我去趟县城,老李那儿说省里调的鸭绒到了,我去取。再不够......”他看了看那堆带梗的陈绒,“这些先把这些挑出来,能挑多少挑多少,到时候掺进去。”
何清再次从县城回来的时候,自行车后座绑着两个大麻袋,里头是雪白的鸭绒,又买了桐油和生漆,准备做防水处理。
“防水布没有。”何清对王秀芬说,把麻袋卸在地上,发出沉闷的“咚”声,“用土法,桐油刷在棉布反面,刷三遍,阴干,能防水。就是硬点,但穿里头,外头看不出,还挡风。”
“那不得硬得像铁板?”何大牛摸了摸那桶桐油,黏糊糊的,“穿着能弯腰吗?”
“刷在里层,”何清己经开始裁布,剪子在布上发出“咔嚓”声,“外头还是软的,里头封住,水进不去。就是费工夫,得晾三天。咱们......得赶工了。”
当天,他裁出短款羽绒服的样衣,充了三两绒,鼓鼓囊囊像个发起来的黑馒头。用桐油处理过的棉布泛着哑光,摸起来有点硬,像油纸伞的伞面,但确实不透水,水珠落在上面,滚来滚去,不往里渗。
到了跟照相馆老板约好的日子,何清去县城照相馆取印花。
老头正坐在柜台后头打盹,听见门响,抬起眼皮:“来啦?正好,刚印好,晾着呢,油墨味大,别凑太近。”
他进屋抱出一摞衣裳,五件骷髅头T恤,五件带英文字母的卫衣,油墨味还没散干净,冲鼻子,像进了印刷厂的车间。
“喏,”老头把衣服摊在柜台上,骷髅头白花花的,“五件骷髅头,五件卫衣。这死人头费老劲了,眼眶那儿制版调了三回,差点报废。我跟你说,这玩意儿穿出去,老太太看见得吓出心脏病,得讹上你。”
“给外国人的,”何清把衣服包好,用麻绳捆结实,绑在车后座上,“不走咱这儿,吓不着咱老太太。”
回到村里,十件衣裳摆在案板上:两件呢子大衣,两件飞行员棉服,一件充好绒的短款羽绒服,五件骷髅头T恤,五件带英文字母的卫衣。
王秀芬看着那骷髅头,首往后躲,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:“这......这死人头,多瘆得慌!缺了颗牙还冲人乐!咱这儿可没人买这个,白送都不要!”
“知道,”何清把骷髅头T恤单独收起来,塞进个破布袋里,“给外贸公司。这几件......”他指了指卫衣,“试试看,年轻人或许能穿在棉袄里头,当里衣。”
第二天晌午,雪停了,日头白惨惨地挂在天上。
梁国栋来了,裹着件藏青呢子大衣,手里拎着个黑皮包,身后跟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,据说是外贸公司的质检员。
他先拿起飞行员棉服,手指在斜纹绗缝上,又翻看那排铜拉链:“这个好,稳重,还好看。”
又试了试呢子大衣的大翻领,对着镜子比划了一下:“这个也行,干部服,气派,显身份。”
然后何清捧出那件短款羽绒服,臃肿得像个发起来的黑馒头,但腰那儿收了抽绳,倒不显胖。梁国栋一愣:“这是......”
“短款羽绒服,”何清说,“里头充鸭绒,不是棉花,轻,暖,比棉袄强三倍。您试试。”
梁国栋脱了外套穿上,系紧抽绳,站在雪地里一刻钟,回来鼻尖通红,身上却热乎乎的,后背还冒着热气:“神了!轻!真轻!跟披了床云似的!还暖和!这玩意儿我要了!一百件!不,一百五十件!”
然后他看见那件骷髅头T恤,何清刚展开一半,他就往后退,皮靴踩在雪水里,溅起泥点子:“哎哟!这是啥?白森森的?死人头?还缺颗牙?”
“美国街头风,”何清说,“那边年轻人喜欢,觉得有个性,叛逆。”
“快收起来快收起来!”梁国栋摆手,像赶苍蝇,“这玩意儿在咱这儿可不敢要,挂出去得被骂死,领导还得找我谈话,说我宣传封建迷信!我就要那个飞行员棉服,还有呢子大衣,还有这个羽绒服!那个......”他指了指卫衣,“那个大褂子带帽子的,也行,能穿在棉袄里头,但不印那个洋文,印点......印点标语什么的,行不?还有牡丹啥的都行,咱老百姓就喜欢喜庆的。”
“行,”何清说,“我给您改,印牡丹,印标语都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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