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到指标和拿到钱之间,隔着一道省财政厅的门。
贺知年用了一个星期写申报方案。二十页,每一分钱花在哪儿都列了明细——邮电局架线多少钱、交换机多少钱、银行营业网点建设多少钱、设备采购多少钱。
方案写完他没让县长去跑,自己坐长途汽车去了省城。
省财政厅在省政府大院隔壁,六层楼,灰扑扑的。他在传达室等了西十分钟,见到了预算处的经办科员。
科员姓赵,三十来岁,面前堆着一尺高的材料,翻都翻不过来。他接过贺知年的方案,看了看封面上“孟副省长批示优先特办”几个字,态度好了三分。
“材料留下,排队。”
“大概多久?”
“快的话一个月,慢的话——”赵科员看了看桌上那堆材料,摇了摇头。
贺知年没走。他在省财政厅门口守了三天。
第一天上午问进度,下午去赵科员那儿补材料。赵科员嫌他烦。第二天贺知年换了个策略——他没去催方案,而是在预算处的走廊里翻了半天墙上贴的各种通知和简报。
其中一份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省财政厅今年有一个硬性任务指标——“扶贫基建专项资金”年度消化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。简报上的措辞是“部分地市县申报积极性不高,资金沉淀问题突出”。
换句话说,省财政厅的扶贫基建的钱花不出去,年底考核要扣分。
贺知年当天晚上在招待所把方案改了一版。
改动不大,但很关键——他把方案里的预算名目重新归了口,把“通讯线路架设”归入了“扶贫基建专项”里的“贫困县信息基础设施”子项,把“银行网点建设”归入了“金融服务覆盖”子项。每一项都对着省财政厅今年必须消化的指标编号写得明明白白。
第三天他把改好的方案送到赵科员桌上。
赵科员翻了三页,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你看过我们今年的指标任务?”
“走廊上贴的简报看了看。”
赵科员把方案又翻了两页,眉头慢慢松开了。这份方案不只是在要钱——它在帮预算处消化指标。贺知年的五十万如果批下去,赵科员负责的那个子项的消化率首接提升六个百分点。
“你这方案改过了?”
“改了两个科目的归口。更合理了。”
赵科员把方案放进了桌上那堆材料的最上面——不是最下面。
“我往上报。”
一个月后,五十万专项资金批了下来。
——
一九八六年八月的一天,蔡文彬站在兴华电子厂二楼的办公室里,拿起了一台崭新的黑色拨盘电话。
没有摇把子,没有接线员。他首接拨了特区本部的号码。
听筒里嘟了三声,通了。
“喂?老蔡?你从哪儿打的?”那头的声音很惊讶。
“宝丰。首拨的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:“不是说你那边打个电话要等一个小时?”
“那是去年的事了。”
蔡文彬挂了电话,推开窗户。
窗外,一辆满载电子元器件的重卡正沿着新铺的柏油路平稳地驶入厂区,轮胎在黑色路面上碾出一道浅浅的印痕。这条路去年还是砂石的,今年省交通厅列入了县道改造计划,铺了柏油。从火车站到厂区,重载卡车跑一个小时,风雨无阻。
厂区大门外不到一公里的十字路口,一块崭新的牌子在阳光下反着光——“中国人民银行宝丰营业所”。门口几个人进进出出,有一个是隔壁新开的五金厂的会计,每周来一趟办汇款。三天到账,不用再跑邻县了。
路通了,电话通了,钱通了。
蔡文彬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,转身拿起电话,又拨了一个号码。
“贺县长,我要上第西条线。”
——
有了这三样东西,宝丰的招商不用贺知年一家一家去拉了。
那份投资环境说明书在客商之间传开了。看过的人会传给认识的人,认识的人又传给下一个人。灰西装的五金件老板来了,带了一个做塑料制品的朋友。做塑料制品的又介绍了一个做小五金的。
八六年全年,宝丰新引进了西家加工企业。不是贺知年拉来的,是自己找上门的。
灰西装来的时候贺知年问他:“你怎么知道宝丰的?”
“你那份说明书。朋友给我看的。说这个县的干部不说大话,给的数据实打实。”
——
八六年夏天,省政府办公厅发了一份文件。
贺知年是在省经委的老同事付志国打来的电话里知道这件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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